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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摩擦与压力

发布时间:2021-04-02 19:03

  去年底结束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规格高、声势大,但西方媒体的普遍评价不高,认为成果寥寥,没有实质内容。

  和贸易不平衡,这次对话并未产生系统、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显然未达到他们的期望值。热切的期望基于这样一种推断:只要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地升值,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就会得到根本改善,双方的

  尽管中美两国的官方双边贸易统计数仍存在不小的差异,但贸易不平衡问题确实长期存在,而且迄今并无明显改善迹象。当前美国贸易逆差总额已接近其GDP的7%,且仍在不断扩大。这也就成了美国部分政客、媒体和利益集团眼里经常可资利用的热门话题,在很多时候也成为双方经贸摩擦的起点。但是,这种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非常明显的互补性,竞争性不强。从1978年至今,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果与日本相比较,中国的贸易对美国的直接威胁,远小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美国的威胁。中国毕竟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它所装运的越过太平洋的产品不太可能威胁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在美国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压缩其他外国竞争者的市场份额。目前,中美之间并没有类似于美日之间半导体和汽车摩擦那样的问题。

  其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加工贸易而产生的。这就是说,中美双边贸易的格局要从多边贸易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将制造业生产过程“外包”出来,从而将初级产品生产、中间品提供、甚至组装过程“外包”给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导致了以来料和进料加工为特色的对美贸易方式;另一方面,是以日韩港台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对中国进行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在这个国际产业大转移的基础上,形成了当前东亚、中国、美国三角贸易关系的特殊格局。

  东南亚和日韩港台把零配件出口到中国,使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逆差。当这些零部件在中国装配后,又出口到美国,使美国对中国出现贸易逆差。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所占比重大约为五分之一。如果加上来自韩国的中间品进口,那么日韩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约占三分之一,说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反映了东亚对美的产业链效应。

  第三,现有官方贸易统计并未真实反映出中国在中美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附加在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国实际赚得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中国实际上是加工制造平台,主要是搞装配。而且,所谓高技术产品也有相当大部分是海关分类造成的错觉,其中很多产品实际上是技术含量并不很高的中低端消费电子产品,如DVD播放机之类。在中国所进行的加工技术含量很低,无论是从产业发展还是从价值链中获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鞋、服装和新兴的信息产品制造业均是如此。在整个国际生产和贸易价值链中,中国的制造商分得的利润只有10%甚至8%。

  现有的这种中美贸易和分工格局,决定了货币汇率调整所产生影响的有限性。就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而言,对美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例很大,“两头在外”的安排减少了升值对出口价格造成的压力。尽管部分产业和企业的利润会受到较大影响,但对出口总体的影响有限。从2006年7月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近7%,但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反而增加了约74%,对美顺差也仍在继续扩大。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更为有限。多数中国占优势的低端商品,在美国早就不再生产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约半数可归入办公用品、服装鞋类、玩具和其它塑料制品中,这些只占美国产出的4%。因此,人民币升值,其结果最多是墨西哥等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对美国的总体贸易赤字改善几无益处。而且,即便在人民币升值15%或20%之后,中国仍然很有可能是某些商品成本最低的生产者,美国最终或许只能为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导致其通胀加剧,甚至造成贸易逆差不降反升。美欧经贸关系就是一个例证。自2000年至2006年,美元兑欧元汇率下跌约35%,但美国对欧元区的双边贸易逆差却扩大了一倍。

  与前两年相比,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政治压力确实有所加强。当前,美国施加的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已经结束,美国声称中美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美国看来,进入这个阶段意味着中国已不再是世贸体系中受照顾的新人,中国不仅必须完成剩下的那些所有困难的承诺,开放还受到限制的金融、保险、电讯、法律、医疗保健等服务贸易市场,完成相关国内法律体制的调整,而且要“在解决因过去四年的全球快速增长而突显出来的全球不平衡问题上发挥它所应发挥的作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专门设立了“中国履约监督小组”(China Enforcement Task Force),甚至提出,就中国而言,美国贸易政策传统的两大核心目标(倡导不断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为美国人谋取这一体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之外,需要加上第三个目标:“追求更公平、更持久的双边贸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可以获得更平等的机会,为美国创造出口所带来的就业增长。”

  其次,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加强。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后产生的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均由控制,主张贸易保护以及对华不友好的势力有所增强。作为的传统政治盟友,美国的劳工组织一向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损害了劳工的利益,主张对华贸易制裁或加强限制。

  最后,美国曾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国外的竞争和影响开始出现在普通美国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不仅意味着工作场所竞争的加强,甚至意味着原来生活方式的调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结构的调整,加上和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带来的只剩下了无尽的焦虑。而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则是这种怨气最自然而然、显而易见的发泄对象。

  不过,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根本性转变。美国政府早已认识到通过与中国对话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国会人的主要目标是2008年大选,佩洛西等新一届国会领导人确定的优先议程,并不包括对中美双边贸易关系采取激进措施的内容。尽管我们很可能会在2007年看到更多与中国有关的听证会和提案,听到更多刺耳的批评,但中美经贸关系仍将平稳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