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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t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

发布时间:2021-01-21 20:07

  :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负重前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首先,以建设性姿态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最终在年底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避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积极加大对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力促RCEP完成谈判。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的“带路”外交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尤其是新建立的“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交流机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错综复杂,WTO改革压力重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疑虑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外交依旧充满挑战。

  关键词:中美贸易谈判;全球经济治理;区域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协定;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玉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明德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4XNJ006)的部分成果;

  相比2018年,2019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更为复杂严峻。中美贸易战在经过了螺旋式升级之后,虽然终于在年底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很少人能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持乐观态度。关于中美经济脱钩的讨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已经成为重要话题,剧烈的贸易冲突暴露出捍卫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而中美部分脱钩被不少人认为是化解中美各自经济安全隐患的一剂药方。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从紧密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走向部分脱钩,这是国际经济关系史上从来未有的现象,它将对整个全球经济体系带来重大影响。如何预防和化解中美经济脱钩的负面效应,是中国2019年经济外交的主要任务。

  在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的背景下,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尤其是全球制造业陷入了衰退危机,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增长均面临下行压力,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面临挑战。此外,主要大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持续破坏自由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正式停摆,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压力增大,多边贸易体系面临重大危机,全球经济治理命悬一线。中国既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稳定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增长,又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019年,世界经济陷入同步放缓境地,贸易保护主义依然是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日渐减小,经济复苏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020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为2.9%,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整体经济增长低迷,主要国家增长势头疲弱,根据欧盟统计局,2019年欧元区及欧盟GDP增速分别为1.2%和1.4%,尤其是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国内制造业增长低迷,陷入衰退困境,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9年德国GDP增速仅为0.6%,创下6年新低。

  在英国脱欧、贸易局势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也增长乏力,几乎都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英国在第二季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日本经济增长呈放缓趋势,由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消费税上调等原因,日本制造业增长乏力,出口面临困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压力,IMF年内三次下调2019年日本GDP增速至0.8%。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维持温和扩张势头,在主要经济体中可谓“一枝独秀”,私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失业率维持在50年来最低水平,根据美国商务部,2019年美国GDP增速为2.3%。不过,美国经济仍存隐忧,贸易政策不确定以及企业债务风险等仍是威胁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经济放缓、大宗商品出口需求减少、国际金融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较大挑战,IMF将2019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下调至3.7%,低于2018年的4.5%。金砖国家中,印度、南非等增速下滑明显,2020年1月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最新预计2019年印度GDP增速为5%,为近11年来最低增速,南非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世行预计2019年其GDP增速仅为0.4%,低于2018年的0.8%。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世行最新预计2019年俄罗斯和巴西GDP增速分别降至1.2%和1.1%,均低于2018年。中国经济也继续放缓,2019年GDP增速为6.1%,低于2018年的6.6%。

  伴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纷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货币宽松政策蔓延或将导致宏观政策操作空间减小,不利于应对金融风险。2019年以来,全球有近30个国家中央银行实施降息措施,尤其是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引发其他国家跟随风潮。全球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为刺激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同时也意味着应对金融风险的货币政策空间愈来愈小,值得警惕。

  2019年,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发酵,对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破坏程度持续加深;同时,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主的贸易规则重构进程加快,一些主要经济体加强联合以在新兴贸易议题及规则制定方面寻求协调。

  一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仍在加码升级,直接破坏自由开放、互惠互利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与中国、欧盟等国的“关税战”仍在上演,并继续引发“以邻为壑”的加征关税浪潮。根据WTO最新报告,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WTO成员共实施10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涉及贸易进口额约为7469亿美元,同比增长27%,是自2012年10月以来的最高记录。

  二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改革面临阻碍。在美国阻挠下,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正式于12月11日停摆,多边贸易体系危机不断加剧。面对欧盟等成员提出的WTO改革方案,美国以方案无法解决其关切的争端解决机制系统性问题为由持反对立场,阻碍WTO改革进程,多边贸易体系危机重重。

  三是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发展,成为全年亮点。欧盟分别与日本、新加坡、越南、南方共同市场达成或批准贸易、投资协定,其在重构自由贸易体系方面表现主动;由54个国家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于5月正式生效;由15国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11月结束全部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有望2020年签署协议;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墨加三国于2019年底正式签署《美墨加协定》新版协议,进入三国国会批准程序。在全球贸易体系不断走向混乱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各国寻求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的重要方式。

  四是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强化经贸互动,有意率先在新兴贸易议题领域建规立制,重新掌握规则制定权。2019年上半年,美日欧举行两轮三边贸易部长对线年年底,美欧日三方已举行了六次贸易部长会议,重点关注非市场政策与实践、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不公平竞争等多项议题的合作,同时也重视对数字经济与贸易等新领域的规则发展。可见,在国际贸易秩序重新洗牌之际,老牌发达国家正通过联合与协调,维护并拓展其既有的贸易规则优势地位。

  在上述背景之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却面临挑战,国际经济治理困难重重,无力应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一方面,以G20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缺乏有效执行机构,在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新变化方面存在不足,传统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亟待改革,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变化。这些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在2019年几乎都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在推动本地区经济贸易增长方面也力有不及,例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影响力日渐下滑,2019年APEC智利峰会因国内骚乱取消,这是APEC历史上首次取消年度首脑峰会,而“茂物目标”即将到期,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笃定难以实现。

  面对这样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国经济外交可谓负重前行,力争将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中美经贸谈判是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最重要的内容,它不仅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而且影响整个全球经济秩序。2019年元旦刚过的7日至9日,中美就在北京举行经副部级经贸谈判,随后不久,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第五轮中美经贸高级别谈判,这是自2018年7月中美“关税战”正式开打之后,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它也拉开了中美2019年贸易战“相持阶段”“边打边谈”的序幕,经过艰苦努力之后最终在2019年12月初步收获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它在关键时刻为避免中美经济全面脱钩提供了一股正面力量。中美经贸谈判将载入整个中国经济外交的史册。

  在2019年春寒料峭之际,中美双方先后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第六轮和第七轮经贸高级别谈判。在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原定3月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还表示将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同国家主席习再次举行峰会以完成协议签署。

  2019年4月,中美贸易谈判再次迎来高潮。第九轮和第十轮谈判先后在华盛顿和北京举行。美方表示,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但仍存在一些棘手问题有待解决。对于中方来讲,美国是否以及何时取消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之一。4月4日,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协议可能在此后大约4周内达成。这向全世界传达了中美即将结束贸易战的最积极信息。

  2019年5月9日至10日,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一轮谈判。但是,此轮谈判却以破裂收场,双方未能如期达成协议,中美经贸关系随即再次急转直下,两国“关税战”再度升级。根据刘鹤副总理在采访中释放的信息,导致中美谈判再次遭受挫折的原因主要是双方存在几个重要分歧,涵盖了中方的三个核心关切问题。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中方认为,如果要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二是贸易采购问题,中方认为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并指出双方在阿根廷元首会晤期间已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初步共识,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中方认为文本表达方式要为中国国内民众所接受,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第十一轮谈判的挫折是中美关税战自爆发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它导致了中美关税战的进一步升级。

  不仅如此,美国继续维持或加大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企业的制裁力度。5月,美国以切断供应链的方式将华为及其68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这种“围剿”华为的举动引发业界巨大震动,为中美贸易战火上浇油。

  除以上双边事件外,中美在多边场合的博弈也继续进行。WTO上诉机构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案件进行终裁,裁决美国违反了世贸规则,但WTO上诉机构对此案的最终裁决接受了美国的说法,即中国国企补贴了部分原材料的成本。该裁决授权中国可以选择对美国施以报复措施。美国对此裁决并不接受。此外,特朗普政府发表声明,要求WTO就“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规则在90天内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将不承认某些富裕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可以说,2019年5月,对于中美经贸关系而言是最为黑暗的一个月,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悲观气氛笼罩在中美两国上空。

  经过了五月份的硝烟再起,2019年6月,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这在关键时刻为更加紧张的双边经贸关系“降了温”,使双方重新回到寻求贸易协议的轨道上来。

  大阪会晤是自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以来的第二次两国元首会晤。会晤主要取得三点积极成果,第一,两国元首同意,中美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第二,美方表示,不再对此前所说的剩下3000多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第三,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会解除对华为公司的一些限制,允许美国企业继续向华为出售部分零部件。大阪会晤对稳住双边经贸关系极为关键,它向世界释放出积极信号,即两国仍将继续致力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双方并没有彻底“闹掰”。而且这次会晤所达成的元首共识也为正在两国舆论界甚嚣尘上的中美经贸“脱钩论”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对冲力量。

  7月,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谈判在上海举行。选取上海而非以往的北京作为谈判新地点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上海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同中国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的城市。在上海重启中美经贸磋商也释放出中方积极达成协定、延续上海《中美联合公报》精神的信号。但是这轮谈判并未有实质性突破。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因不满谈判进展,宣布将再度升级中美关税战,以对中国施加压力。对此,中国也迅速进行了关税反制回应。至此,中美关税加征范围已覆盖至双方出口的全部产品,两国关税水平已到达一个新高度。

  不仅如此,中美金融和投资关系也日趋紧张。8月5日,美国财政部时隔15年再度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此外,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命令美国企业寻找替代中国的方案,将工厂撤出中国搬回美国,为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在持续一年的贸易战的影响下,2019年上半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滑落至第三位,排在欧盟和东盟之后,这一数据变化预示着中美贸易“脱钩”事实上正在发生。而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定向制裁也在继续推进。8月7日,特朗普政府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发布一项暂行规定,禁止美国联邦机构购买华为、中兴、海能达通信、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五家中国企业的通信和视频监控设备以及服务。这预示着,无论协议能否达成,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恐难放松,“技术战”或将成为未来中美经贸摩擦的主战场。

  在经历了双方的激烈较劲之后,中美进入9月之时再次展开了一系列经济外交活动,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空前烈度的贸易战让双方都感到了巨大“疼痛”,尤其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压力之下,美方对达成贸易协议的迫切性日益提高。

  在这一背景下,10月10-11日,第十三轮谈判在华盛顿举行,会后双方宣称初步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草案。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关税方面,美国决定暂停原定于10月15日对中国25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至30%,维持25%的关税,12月15日对3000亿美元中的部分产品加征15%关税仍需谈判。第二,农业方面,中方将购买价值约400-500亿美元的农产品。第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美关于技术转让的一些内容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大部分内容都得以解决,其余问题可在中美“第二阶段”贸易磋商中解决。第四,货币和金融服务业方面,中美在外汇市场透明度等方面达成协定,中国将加大对金融服务机构的对外开放力度。第五,对于此前中国关切的“执行机制”,“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争端解决机制”代替。此外,华为等被加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并不在“第一阶段”贸易谈判中。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原本计划在11月16日智利APEC峰会期间正式签署,但因为该会流产而未能实现。2019年11月,刘鹤与莱特希泽、姆努钦先后三次通话,推动协议最后达成。在万众焦虑的等待中,2019年12月13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经过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已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在2019年寒冷冬季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啻于的一束温暖阳光,尽管它并不足以温暖整个世界经济,两国的贸易摩擦也不会完全终止,双边谈判和博弈仍将延续,但它仍然是对中国对美经济外交团队艰辛努力的一个重要见证。

  2019年,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顺利举办为标志,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开始迈入攻坚克难、纵深发展的新里程。在这一年间,中国先后与意大利、卢森堡等1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7份政府间合作文件。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国已经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制度建设、吸引力与影响力、项目进展以及创新合作方式等方面取得诸多实质性成果。

  2019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日趋多元与成熟,参与者的层级与所涉议题类型也更加丰富。一方面,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丰硕,尤其在机制和平台建设上有所突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4月在北京顺利举行,论坛期间先后举办了高峰论坛开幕式、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12场分论坛和1场企业家大会,吸引了来自37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圆桌峰会,以及24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6000余外宾参加论坛。会议最终形成了共六大类283项成果,通过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与第一届高峰论坛相比,本届论坛不仅在参会规模与成果上取得明显进步,还设立了不少新论坛机制,即在首届峰会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智库交流六个分论坛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廉洁、数字、绿色、创新、地方合作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六个具体议题的分论坛,还首次创建了企业家大会,为各国工商行业人员提供专门的交流平台。此外,第二届论坛的顺利举办本身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即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成员规模最大、层级最高、所涉议题领域最为丰富的国际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在稳定步入制度化的阶段。

  另一方面,具体议题领域里的合作机制建设也取得一些进展,机制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而更多地包含了民间机构,这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践不断下沉或深化的表现。“一带一路”建设在新闻与智库交流方面取得重大成果,4月,“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和“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先后宣布成立并正式运营。新闻合作联盟吸纳了来自86个国家的182家媒体,并在人民日报社设立秘书处;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的发起单位共计16家,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多个国家。这两大机制都由中方机构首先发起,并得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积极回应,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新闻与智库交流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此外,11月由中外八家仲裁机构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仲裁机构高端圆桌论坛,以及在12月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起建立的“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则有效填补了“一带一路”制度建设在法治营商方面的空白,将有助于解决跨国商事纠纷、减少贸易与投资合作障碍等。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上的认可度日益提升,主要表现在主动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类型更加多元,以及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由质疑到支持的态度转变。2019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顺利实现向南延伸。与此同时,作为七国集团(G7)的成员国,意大利率先与中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直接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开始正式地扩展至西方发达国家。

  除意大利外,以德国、韩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也一改以往质疑与观望的姿态,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肯定、接纳或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例如,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集团发布《“一带一路”倡议白皮书》,详解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参与者带来的机遇,并强调该倡议未来可期,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德国部分经济外交参与者或决策者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韩国创建的首个“一带一路”研究院正式获得法人社团地位,并参与发起“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体现出韩国政府及民间对“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视与支持。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点项目建设较为顺利,不少项目在2019年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在中国与当事国政府的积极沟通下,个别在2018年受阻的项目开始重回“正轨”,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2018年由于马来西亚政权更迭而一度遭遇停工甚至终止风险的东海岸铁路项目,于2019年4月出现转机,中方承建企业与马方业主在双方政府代表的见证下签署了有关补充协议以及竣工后的联合管理、运营及维护合作备忘录,铁路建设随即复工,并计划于2026年底完成。

  二是诸多基础设施项目先后投产或进入收尾阶段,设施联通的红利逐渐显现。在能源设施方面,柬埔寨最大水利发电工程——桑河二级水电站在2018年12月竣工后,如今已顺利投产,年发电量达19.7亿千瓦时,可以满足柬埔寨约300万人口的用电需求;印尼爪哇7号燃煤发电工程1号机组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建的单机容量最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火电机组,截至目前也顺利完工投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加里萨50兆瓦光伏发电站竣工并投入运营,该项目是东非最大的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约为7646.7万千瓦时,预计将解决超过38万人口的用电问题,等等。

  在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设施领域里,2019年,中老铁路进展超出预期,攻克了多个高难度隧道贯通问题,有望于2021年前实现建设通车;中泰铁路(曼谷至呵叻段)一期工程建设按部就班进行,在此基础上,中泰政府在4月签署了《关于廊开─万象铁路连接线月李克强总理访泰期间,共同强调将加快落实该文件,实现中老泰铁路的贯通;此外,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高铁基本确定由泰国正大集团牵头、中日韩等多国企业或机构参与的企业联合体为中标方,这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设施联通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兴方式,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外交的重要创新。2019年,中国先后与阿拉伯国家、英国、奥地利等国谈及或达成了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近20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政府间文件,签署对象国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工业化国家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为主,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方式为上述国家间接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平台。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参与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第三方市场合作使“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对接、优势互补的重要“桥梁”。

  总体而言,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丰硕成果与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2019年的“一带一路”外交前进步伐更加稳健,各种形式的合作也更加深入与务实。不过,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形势不容乐观、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屡受冲击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多年深耕形成的“一带一路”合作网络,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外交修复甚至重建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正面临的主要难题与挑战。

  2019年,面对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G20、WTO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和机制依然无力应对。不过,中国仍然积极通过扩大自身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外交等行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并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第一,努力扩大开放,捍卫自由贸易体系。2019年,中国全面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合作和自由贸易体系。中国先后出台多项措施,扩大对外开放:全国人大于3月审议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国务院于11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全面保障国外企业在华的经营权利,加大吸引外国投资的力度;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7月公布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用评级等多个领域;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12月决定,自2020年1月起对850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此外,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习主席强调与各国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等等。

  新一轮全方位深层次对外开放不仅体现在中国在投资、金融服务、商品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向世界打开大门,更体现在中国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搭建多边合作平台等措施,向国际社会做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郑重承诺,向世界释放出谋求共同发展的积极信号。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的对外开放措施,逐步推动中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对外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对外开放”转变,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对接国际规则,促进国内实体产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红利。在目前保护主义盛行的宏观背景下,新一轮开放举措将成为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坚实后盾,中国将日渐成为维护多边主义、捍卫自由贸易的中坚力量。

  第二,推动多边机制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2019年,中国继续推动WTO、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渐进性改革,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推进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改革是2019年国际经济机制改革的重点内容。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面临停摆危机,主要成员试图推动WTO改革,以重振WTO谈判职能、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加强贸易政策监督。中国也积极参与推进WTO改革,2019年5月商务部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进一步阐明中国建议的改革四大行动领域,即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

  中国继续同欧盟等成员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遴选问题上向美国施压,还联合印度等10个发展中成员针对美国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提案提出反驳意见,向WTO理事会提交相关文件,反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有选择性地使用某些经济和贸易数据来否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中国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驻WTO大使张向晨多次在各种会议上阐述中方的改革立场,并与美国外交官展开激烈交锋。

  除推动WTO改革外,中国还继续施压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是IMF份额的重要贡献者,也是IMF份额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不过,由于美国的阻挠,2019年IMF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未能就增加份额和调整份额比重达成一致,此次份额改革无果而终,未能助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的进一步增长。IMF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即将开始,中国支持一个强健、基于份额、资源充足的IMF,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核心作用。未来,中国仍会积极推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以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三,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尽管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平庸、逆全球化浪潮不断蔓延,但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依旧蕴含着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利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进博会和创新经济论坛等平台,宣介中国创新合作理念,积极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一是强调包容性,以开放包容的创新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而非以安全为由搞知识保护和封锁。正如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提出的,中国要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支撑、支持“互联网+”升级、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也为世界经济繁荣提供新思路。尽管美国对华科技制裁和封锁日益加剧,中国依然坚持开放包容的创新合作理念,为全球创新发展增加压舱石。习主席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各国应该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搞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

  二是突出规则性,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设置科学技术创新合作的标准和规范。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推动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相关标准和规则。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并提出规则制定相关原则。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构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各国要遵循六方面原则,即守住安全底线,留下技术创新空间;平衡各国利益,设置普遍技术规则标准;尊重各国主权,不搞技术霸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技术规则体系和合作框架;维护公平正义,确保创新基于法治和国际准则;改善政策环境,协同各方发展。

  第四,解决“发展赤字”问题,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当前,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稳定性持续上升,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严峻的“发展赤字”挑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强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同时也发挥大国影响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的范例。

  一方面,中国利用多个国际机制和平台,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并持续为推动世界经济高质量持久发展发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沟通搭建桥梁。例如,在201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议上,中国继续坚持“金砖+”合作理念,共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希冀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并且积极推动G20峰会将发展作为重点议题。在G20大阪峰会期间,中国同与会非洲国家创造性地举行了中非领导人小型会晤,为多边主义注入了崭新内容,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将自身的成功发展经验与成果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并助力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2019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启示。此外,除了援助手段,中国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合作等减贫合作,体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理念与行动。

  在全球经济治理困境重重之际,2019年,中国与区域尤其是周边区域的经济外交活动丰富多样,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一定成就。其中,中国与东南亚在“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的对接以及次区域合作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中日韩合作机制在推进三方务实合作、捍卫自由贸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也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引领下持续发展。

  第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稳中有进。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中国已连续十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对象,2019年东盟正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进一步凸显了东盟在中国经济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的深化主要体现为双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10+X”制度框架、RCEP和澜湄合作等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平台。

  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意愿不断加强,并利用现有机制凝聚共识,加强对接。11月,东亚系列峰会在泰国曼谷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期间先后出席了第22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2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4届东亚峰会(EAS)。在系列会议中,中国与其他参会方继续就实现更高水平经济一体化、支持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加强贸易投资金融往来、拓展创新领域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与磋商,并取得重要成果:“10+1”领导人会议宣布制定《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并发表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等3份成果文件;“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关于互联互通再联通倡议的声明》,以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东亚峰会通过了《关于可持续伙伴关系的声明》。此外,RCEP于11月结束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协议有望于2020年签署,届时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路径将更加丰富,为更广泛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作为中国与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典范,澜湄合作的建设在2019年也稳中有进。除例行的部长级会议与各工作组会议等官方磋商顺利举行外,地方政府、半官方或民间力量对澜湄合作的参与日益广泛和深入,这成为2019年澜湄合作发展最突出的特点。3月,中国外交部在北京主办了澜湄合作三周年暨2019年“澜湄周”招待会,各成员在此期间共同举办了青年交流、智库论坛、合作成果展等多项活动。此外,2019年澜湄成员国还在不同议题或行业领域下共同开拓更多的合作平台与新的合作方式。在农业科技领域,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澜湄成员于8月在云南昭通宣布成立澜湄合作农业科技交流协作组;在纺织行业领域,首次澜湄纺织合作峰会于10月在江苏苏州举办;在旅游合作领域,2019澜沧江-湄公河区域旅游合作工作会议发布了《昆明共识》,决定由云南省牵头建立澜湄旅游合作联席会议机制;而在教育领域,澜湄成员国的地方政府、高校通过举办澜湄区域对话·教育合作论坛、设立澜湄青年交流合作中心等切实推进了区域教育合作。

  最后,作为澜湄合作的关键基石,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也得到进一步的落实。除了启动或实施上一年度签约的首批国别项目外,中国还先后与其他成员国开启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新一批项目的申报、审批与签约工作,并分别与柬埔寨、老挝、缅甸与泰国达成新的项目协议,据不完全统计,项目数量累计超过了60个。

  第二,中日韩经济合作取得新进展。中日韩合作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启动后,中日韩合作机制在区域制度建设与具体项目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2019年正值中日韩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尤其是日韩因二战劳工等历史问题爆发贸易战的背景下,三方合作再次备受瞩目。

  2019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外长会议、经贸部长会议等磋商机制均举办了新一届会议并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其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果最引人注目,三方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在第12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上,三方达成了共同推动RCEP在2020年如期签署的目标,表明了中日韩在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上的一致立场。此外,第9届中日韩外长会议、第11届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等先后举行,助力三方深化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除中日韩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各层级磋商会议如期举行外,中日韩FTA谈判也取得重要进展。中日韩FTA是三方经济合作的“重头戏”,2019年,中日韩先后在东京与首尔展开第十五轮与第十六轮FTA谈判,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原产地规则等多个议题展开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

  此外,中日韩还致力于加强与东盟的联系,促进更广泛意义上的东亚区域经济融合。2019年11月,在10+3领导人会议举办前夕,中日韩与东盟共同宣布成立中日韩—东盟银行联合体(10+3银联体)。该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将为区域内重点项目、中日韩与相关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提供融资支持,有效服务东亚经济协作与融合。

  第三,中国对中亚经济外交稳步推进。2019年,中国对中亚区域经济外交活动依然以上合组织为主要平台,习主席与李克强总理先后出席了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峰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峰会,同其他成员达成了多项成果,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向前迈进。

  “扩员”之后的上合组织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显著。一方面,上合组织机制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取得新成果。2019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峰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峰会分别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上合成员国在会上签署了涉及信息通信技术、地方合作、经贸、铁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多项合作文件,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深入发展。除了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理事会之外,上合组织框架下还建立了外长理事会和其他工作层面的合作机制,不同层级的合作机制和定期会晤机制为上合组织持续推动各领域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推动下,上合组织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职能有所增强。李克强总理在参加政府首脑理事会时表示,上合组织在推进经济合作方面需要扩大开放融通,拓展发展空间;完善联通格局,畅通高质量发展路径;培育创新亮点,增强发展新动能。与会各国领导人也一致主张上合组织要推进经贸、金融、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全方位合作。可以说,近年来在中国的推动下,上合组织已超出反恐等传统安全合作的范畴,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职能愈发凸显,正在发挥着“欧亚大陆腹地的安全稳定器”以及“欧亚经贸务实合作的加速器”的重要作用。

  2019年,中国与除美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双边经济外交均取得了较大进展,高层交往互动及经济对话机制均顺利进行,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向前发展。不过,中国双边经济外交并非一帆风顺,政治安全战略等因素仍为一些双边经贸关系蒙上阴影。

  第一,中国对欧盟经济外交喜中有忧。2019年,中美贸易战阴霾密布,欧美贸易关系继续恶化,这为中欧在全球经贸问题上的立场逐渐靠拢提供契机,中欧在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等问题上存在共识。一是中欧高层会晤继续为双方战略沟通提供主渠道。4月9日,李克强总理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布鲁塞尔共同主持了第二十一次中欧峰会,并发表《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此次会议收获颇丰,中欧在开放市场准入、停止强制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转让技术、WTO改革问题等议题上取得共识。二是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成为2019年中欧经济合作一大亮点。中欧计划在2020年达成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2019年共进行六轮BIT谈判,在投资市场准入清单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另外,在第24轮谈判期间,中欧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这是中国第一个全面、高水平的地理标志保护双边协定。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加,欧盟开始对中欧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更加强调中欧经贸关系的“对等性”和部分领域的“竞争性”。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将中国视为5G等关键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政治领域的“全面对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峰会上还发表了“欧洲对中国的天真时代已经过去”等言论。相比前任主席容克的谨慎友好,欧盟委员会“新掌门”冯德莱恩就任前已多次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但在欧洲议会“碎片化”格局和欧美裂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冯德莱恩或将优先考虑对华政策的延续性。

  第二,中国与中东欧经济外交取得新突破。2019年,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举行,此次会议欢迎希腊从“16+1合作”框架下的第三方合作伙伴成为正式成员。“16+1合作”机制一直以来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希腊加入“16+1合作”将为中国和欧盟的经贸关系起到沟通和桥梁作用,并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包容性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中欧陆海快线合作”的重要成果,其南点就是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未来在“17+1合作”这一跨区域务实合作平台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此次领导人会晤还发布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合作制定路线合作”除了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农牧和能源等领域提供高质量的互动平台,还在特定领域逐渐走向机制化,例如,2019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伙伴中心将为“17+1合作”深入发展提供政策、法律咨询以及智力支持,2019年由斯洛伐克牵头设立的中国—中东欧区块链中心以金融数字化为切入点,将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与经济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

  第三,中英双边经济外交成果显著。2019年,中英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济领域对话机制日益成熟,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进一步强化。4月,李克强总理、副总理会见了英国首相特别代表、财政大臣哈蒙德,双方希望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大项目、科技、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5月,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北京会见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常务大臣亚历克斯·奇泽姆,双方探讨核电、油气和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第六届中英能源对线月,中英召开第十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双方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及全球经济治理、贸易投资与大项目合作、金融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战略性与新领域合作等四大议题进行交流,共达成69项政策成果,为中英互利共赢带来新机遇。2019年,金融、能源与科技依然是中英三大重点合作领域,双方央行、工业和商业部门高层保持会晤,探讨深化双方的金融、能源和科技合作等议题。脱欧前景的不明确是当前中英双边经贸关系中最大的影响因素,不过,中英双方也在主动接洽,尽量降低脱欧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消极影响。

  第四,中法双边经济外交延续上一年良好势头。2019年,中法首脑互动频繁,高层对话持续进行,推动双边经济关系持续发展,并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力量。3月,习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中法还发表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10月,习主席同马克龙总统通电话,双方保持沟通与交流。11月,习主席同来华参加第二次进博会的马克龙总统进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法关系行动计划》,强调在促进互联互通、推进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促进传统和新兴领域合作等领域加强合作。除元首互动外,中法战略对话牵头人磋商、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等高层对话机制如期举行,双方在推进双边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等领域达成共识。具体来看,2019年中法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突破,比较突出的合作成果包括:在推进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方面,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中法企业签署24份合同,涉及认证、航空、工业、金融和农业食品等领域;中国财政部在巴黎成功定价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体现出中国积极支持巴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双方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事件;等等。

  第五,中德经济外交有喜有忧。2019年,中德首脑保持互动、高层对话机制逐渐成熟,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加速发展,并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中德领导人借中法全球治理论坛、G20峰会等多边机制举行双边会晤,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于5月访德,德国总理默克尔于9月访华,双方利用多双边会晤就加强中德互利合作、扩大双向开放市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高层对话方面,双方先后举行了第二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线中德互联网经济对话等会议,并签署《中德央行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助力深化双边经济、金融、互联网等领域合作。此外,中德在农业、环境、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相关经济外交活动频繁,例如,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于6月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食品及农业部部长尤利亚·戈洛克内尔,双方签署了《关于气候与农业合作意向的联合宣言》等文件;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于10月率团访问德国,参加中德科技创新合作大会等双边对话会议,并在深化中德交通领域科技创新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不过,中德经贸关系中阴影犹存,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限制、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和公平待遇仍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2019年,中日经济外交总体进一步升温,但仍有暗流涌动,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在经济层面的合作需求与战略层面上的互信程度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在经济层面上,中日两国经济外交活动逐渐频繁,双方通过多个较高级别的双边机制化平台开展积极交流与合作,密切双边经贸关系,并就区域经济合作、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双方先后举行中日创新合作机制第一次会议、第13次中日经济伙伴关系磋商副部级会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国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第19次副部级定期磋商等经济对话会议,涉及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领域、贸易、投资、第三方市场、金融等领域合作,双方还就世界宏观经济形势、RCEP、中日韩FTA、WTO改革、G20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中日在以上诸多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尤其在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双方在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加强G20机制框架下的合作等十个领域达成一致,取得显著成果。

  可以看出,中日在多项经济议题上有较大合作空间,双方也有比较强烈的合作意愿,在中国实施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日本寻求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日共同努力将有更大可能构建互利共赢、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双边经济关系。

  不过,中日之间在战略上较低的互信程度仍可能会给双边经济外交带来障碍。例如,尽管日本目前在5G技术开发竞争中落后于中国,也很难绕过中国企业华为公司独立建设5G通信网络,但日本依旧追随美国脚步抵制华为。由此可见日美同盟在战略层面对日本有重大影响,当需要“选边站队”时,日本很大可能会选择站在美国一方。又如,当2019年11月印度宣布退出RCEP谈判时,日本随后不久也表达出可能“退群”的意向。尽管日本此举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劝说印度重回RCEP,但也反映出日本想要与南亚大国印度共同抗衡中国在RCEP中影响力的意图。

  总的来说,中日经济合作需求与战略互信程度的错位常常很难调和,中国需要把握好中日两国关系改善的契机,以双边经济合作默契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实现突破与进展。

  2019年,中俄继续保持密切的经济合作往来,两国经济外交活动频繁,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推动中俄双边经济合作、加快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成为本年度中俄经济外交的核心议程。中俄两国领导人利用上合组织峰会、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边场合举行双边会晤,习主席访俄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李克强总理访俄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两国领导人就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基础上开展经贸、投资等合作加以探讨,双方还签署了涵盖能源、金融、农业、航天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10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生效,该协议的生效也标志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首次达成的经贸方面重要制度性安排,对于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2019年,中俄在能源领域实现了多项重要突破。习访问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期间,两国在能源领域达成了涉及核能合作、股份转让、成立天然气合资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在帕亚哈油气田项目进行合作等多项重磅商业协议,此外两国能源监管部门还签署了《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章程》。12月,历经5年筹备和建设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正式投产通气,这标志着曾于2014年达成的价值4000亿美元的“世纪协议”最终顺利落实,也意味着中俄能源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此外,中俄地方合作延续了2018年的良好势头。中俄双方建立了“东北-远东”委员会,力求通过副总理级的会晤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实现更好的发展与合作。同时,中俄双方还召开了第二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第五届东方经济论坛并派高级别的官员出席,这凸显了两国政府对地方合作的关注和重视。最后,本年度科技合作分委会、经贸合作分委会、投资合作委员会、金融合作分委会、农业合作分委会、工业合作分委会、通信与信息技术合作分委会、中俄财长对话等悉数召开,中俄两国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多项共识和技术层面的合作成果。

  2019年,在WTO岌岌可危的背景下,中国继续着力推行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彰显中国捍卫自由贸易的立场,自贸协定外交再上新台阶。在FTA伙伴数量上,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接触新自贸伙伴的脚步,但没有放松对当前谈判中的自贸伙伴对象国的关注,正努力推动这些自贸协定尽快完成谈判。在协议质量上,中国逐渐凸显出了对协议规则水平的高度重视,通过多个双边自贸协定的升级和区域高水平自贸协定的达成来驱使自身逐渐向高标准贸易规则靠拢。20自贸协定外交整体呈现出比较稳健的态势。

  2019年,中国FTA谈判在区域层面取得的最大进展即推动RCEP谈判整体结束。RCEP于2013年5月开始首轮谈判,历经7年共28轮正式谈判、19次部长级会议、3次领导人会议,到2019年11月才整体上完成了谈判进程。除印度以外的15个国家结束了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的谈判,只剩下一些很少的遗留问题。各参与国的谈判团队在谈判结束后一个月内启动了法律文本审核工作,以尽快于2020年签署协定。

  从制度重要性上看,RCEP整体上结束谈判,意味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发展水平迥异、发展潜力巨大的全球最大自贸区即将建成。在经济层面,中国、日本、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借助RCEP在亚太区域内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也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劲的动力,并为全球经济稳定繁荣提供有力支撑。在规则层面,RCEP协议既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保护等自贸协定传统议题,也包括投资准入、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等新贸易议题,其中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领域方面都实现了利益平衡,还为老挝、缅甸、柬埔寨等较不发达国家准备了过渡期安排,体现了RCEP一直坚持的制度灵活性与协调性。不过,由于印度认为RCEP谈判内容不利于其各行业及国家利益而拒绝加入,日本方面也透露出可能“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的意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RCEP未来发展蒙上阴影。

  对于中国而言,RCEP既是中国加快实行自贸区战略在区域层面上的重大突破,对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也是中国用以抵御国际制度压力、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当前,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亚太地区,日本已牵头建成“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而中国已有的FTA在范围和标准上均有所不及,面临较大的制度竞争压力。RCEP对中国意义重大,中国对RCEP也格外重视,从过去七年的谈判马拉松中可以明显体现出来,即中国从未缺席RCEP所有的部级谈判和技术谈判,并且还积极作出贡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还会继续在RCEP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此外,中国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是中国参与的经济体量最大、占中国外贸比重最高的自贸谈判之一,是2019年中国自贸区建设的一大着力点,也将继续成为中国推行自贸区战略的重点内容。

  中国对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自贸规则的追求不仅在区域层面自贸区谈判中有所体现,在双边层面的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也积极付出努力。

  2019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实现了规则升级,与智利、新加坡、东盟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已全面生效,中国与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也已生效,与新西兰结束了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这些自贸协定升级都是中国与FTA伙伴国为深化和拓展彼此间经贸合作而对已签协议内容的修订与升级,除了对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等领域进行升级外,大多还新增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与贸易等内容,其他则是根据各个自贸协议的具体问题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升级措施。这些升级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个逐渐接受和适应更高标准贸易规则的过程,也有利于中国更深层次地扩大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

  此外,中国与韩国的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与秘鲁的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也在逐步推进,前者主要围绕服务贸易和投资展开谈判,后者则主要对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等多项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磋商。

  2019年,中国继续拓展自贸伙伴网络。譬如,10月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了自贸协定,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意味着中国自贸伙伴网络实现向非洲的拓展,不仅将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更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赋予新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毛里求斯的自贸谈判于2017年12月才正式启动,经过四轮密集谈判,2018年9月正式结束谈判,协议谈判与达成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此外,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是毛里求斯迄今为止在服务领域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在投资方面也成为了中国首次与非洲国家升级原投资保护协定的案例。可以看出,中毛双方在签订自贸协定时都具有较大诚意。

  另外,中国与以色列、挪威、巴拿马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在2019年继续向前推进,与巴勒斯坦开启了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与蒙古的自贸可行性研究有所进展,双方已就联合可研报告提纲达成了一致。由此可见,中国自贸伙伴网络立足亚太地区,进一步向中东地区延伸,并向欧洲和美洲深入布局。

  总体而言,2019年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主要突出了一个“稳”字,重点关注对既有自贸伙伴网络的巩固与协议质量的提升。这符合目前中国提升自身规则适应能力的需要,为应对国际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与规则挑战做好准备。

  回顾2019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持续走弱,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遭遇重创,中美战略竞争持续进行。在诸多负面因素发挥作用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开展多层次经济外交活动为改善外部环境做出努力。展望2020年,中国将继续推动与重点国家的双边经济外交、立足周边推动“带路”外交、围绕国际机制改革开展全球经济外交,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与安全、推进区域与全球繁荣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第一,中美经贸谈判是2019年中国双边经济外交活动中的重中之重,并于年底取得阶段性成果,减少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对抗性,不过,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提振世界经济增长信心、缓解国际贸易增长压力有积极意义。协议的达成符合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有利于避免双边经贸关系走向全面脱钩。2020年中美有望在农产品贸易、能源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取得进展,中美经贸关系可能扭转过去两年悬崖式下降的趋势。但是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政策,也无法显著改善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思潮,中国未来对美经济外交工作风险犹存。

  一方面,2019年中美经贸摩擦从贸易领域进一步扩散到科技和金融领域,尤其是双边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将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加强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双边科技关系向“半脱钩”方向发展,且这一态势并未随着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有所缓解,反而仍在加强,这反映出中美科技博弈未来或将延续下去,成为双边经贸关系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美国为维护其贸易霸权地位,将继续实施进攻型单边主义贸易政策,并在其新兴优势行业中建章立制以引领21世纪国际贸易新规则,最终建立一个“美国优先”的多边贸易体系,将对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尚未完全取消,相反会以此作为筹码在下阶段贸易谈判中谋取利益,usdt,美国对欧盟汽车关税尚未正式落地,在美国反对下,WTO改革也面临较大障碍。总之,未来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不会发生转向,仍将是威胁国际贸易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中国对美经济外交工作的压力不容忽视。

  第二,2019年中国与欧盟、日本、俄罗斯等经济体双边经济外交进展良好,未来一年仍将在中国经济外交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为了加大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力度,2020年,中国将继续与欧盟、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外交活动,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抵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推动WTO改革。一方面继续依托中欧领导人会晤、中英财金对话、中英经贸联委会、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中德总理定期会晤机制等加快双方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谈判,另一方面与意大利、希腊等支点国家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借此加快“一带一路”在欧洲发展。其中,中欧BIT谈判是2020年中欧经济外交的重大看点。中日经济外交还会保持积极的合作势头,两国还将就RCEP批准实施、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议题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磋商。在中美经济竞争的背景下,中日经济关系的全面改善和提升究竟能走多远,值得期待。中俄经济外交也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延续两国目前在各领域的多项合作,两国或将在能源领域以及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方合作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

  第三,2019年是“一带一路”外交攻坚克难的一年,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存在变局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一带一路”外交或可实现趋利避害。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20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将借鉴过去的成败经验,继续深入发展。其一,“一带一路”建设将继续维持过去一年间“纵深发展”的基本方向,除了重点经营周边国家和地区外,对于在2019年对“一带一路”表态积极的部分国家(如德国、韩国等),中国可以增加相关经济外交往来,为其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更加成熟的条件。其二,2019年“一带一路”外交的两个基本策略——重抓项目质量而非数量,以及大力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在未来一年的实践中也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施行。其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制度建设将继续强化,这既是稳固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伙伴关系,塑造更加合理有效的规则体系,进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联合其他国家维护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具体实践,有助于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扭转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利局势的重要价值。

  第四,中国将继续通过全球与区域经济外交捍卫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合作。在全球层面,2019年以WTO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经历震荡,WTO改革迫在眉睫,2020年中国将继续联合欧盟等成员推动WTO改革,争取在WTO阿斯塔纳部长级会议(MC12)上有所突破。除通过WTO外交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外,中国还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推动多边主义发展,践行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理念。此外,中国还将利用IMF、世行、G20、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和平台,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快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民主化与透明化进程,加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为世界经济平稳增长及风险应对贡献力量。在区域层面,中国仍将倚重中日韩合作机制、东盟“10+1”和“10+3”、APEC、东亚峰会等平台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借助“17+1”合作机制强化中国与中东欧合作,进一步发挥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功能,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促进经济互联互通及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第五,2019年中国以我为核心的自贸区网络进一步完善,未来中国的自贸区建设或将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在区域层面,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RCEP完成谈判并签署协议,尽管印度“退群”、日本摇摆可能会对RCEP最终签订带来不确定性,但中国将努力采取外交行动弥合各国分歧,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一步发展。中国还将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若2020年RCEP顺利签署,那么中日韩朝“RCEP+”的方向构建自贸区将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双边层面,中国将更关注双边FTA的规则水平。中国与韩国、秘鲁正在进行FTA升级谈判,与瑞士也正在研究FTA升级的可能性,可能会在2020年有所突破。在自贸伙伴网络的拓展上,中国或将更聚焦于与中东、欧洲、美洲等地区国家的自贸网络建设,可重点聚焦与海合会、以色列、巴勒斯坦、挪威、巴拿马等的自贸协定谈判。(注释略)